郑元忠的故事，我的眼前始终飘浮的是1992年那个雨夜中的五马街，对于温州人，对于郑元忠而言，走到那里不容易，走出那里也不容易。有的时候，一个人终生无法走出自己的少年。

一 机杼声遍温州城

我第一次去温州，是1992年盛夏，从杭州坐大客车颠簸11个小时，其间要翻越一座黄泥岭，那里的土鸡煲远近闻名。到了鹿城区，第一个被带去的地方就是五马街，那时，这里是中国时尚服装的“圣地”。

五马街的名字听上去很气派，其实跑不了五匹马，连两匹马并行都困难，它只有四五米宽，铺着崎岖不平的青石板路，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小街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着上百间服装铺，前店贩衣，后帘及二楼则是日夜劳作不休的缝纫机，所谓的“前店后厂”模式就是从五马街开始风行的。

在偏远的浙南小城，一下子看到那么多时髦的服装，每个人都会吃惊地问一个问题，这些服装的款式是从哪里来的?

照相机。温州人笑着回答说。

温州是侨乡，有数十万人在欧洲谋生，他们每天用照相机把巴黎街头最时髦的橱窗拍下来，寄回老家，老家的人“三天画图样，七天出小样，十天成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

后来中国企业界常说的后发优势、跟进战略，以及“模仿就是最大的创新”等等，其实在五马街早就上演过了。

1992年的温州五马街

我去温州的时候，专业市场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在温州的各县镇出现了鞋革市场、布料市场、纽扣市场、编织袋市场及纺机市场，这也是温州人的一大发明，产业被细密地切分，以乡镇为单位、家庭为细胞，构成专业化分工。在整个90年代，温州服装统治半个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 改革人物郑元忠

在那些年，温州是最容易出新闻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几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人物，比如造汽车的叶文贵、“胆大包天”的王均瑶，开钱庄的方培林、搞农民城的陈定模等等，当然，第一个会被提及的，必定是“温州八大王”。

1982年，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务院两次下发文件，以投机倒把为罪名进行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到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其中，温州的八位商贩被列为典型，遭到全国通缉并公开审判，是为轰动天下的“八大王事件”。两年多后，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咸鱼翻身，成改革人物。

出逃期间的“电器大王”郑元忠

到90年代初，“八大王”中的大多数人已泯然众生，找到其中的一两位已经不太容易，其时，生意做得最有起色、最风光的是乐清柳市的郑元忠。

郑元忠是“八大王”中的“电器大王”。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当时与他几乎同时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就当我去温州的那几天，1952年出生的郑元忠刚好成了新闻人物，他以不惑之年，跑到温州大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全校年纪最大的学生。学历低下的温州商人素以少文蛮勇著称，郑元忠的举措无疑让世人投以清新的目光。

四年毕业后，郑元忠离开低压电器领域，突然转做服装，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从五马街的服装铺到郑元忠的庄吉西服，这一跃进一度被视为温州服装产业品牌化经营的标志性新闻。

在我的印象中，郑元忠的名字每隔几年就会浮现出一次，庄吉的广告在航空杂志上常常出现，而每次重要的改革人物评选及庆典，郑元忠总是作为“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