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台州市椒江公安分局通报了一起跨越多个省市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知名品牌化妆品的大案，摧毁生产窝点2个，存储、销售窝点5个，查获假冒安利、兰蔻、雅诗兰黛、香奈儿、迪奥等世界知名品牌化妆品、日用品1200多箱，涉案货物按正品估值近8.27亿元，成为迄今为止假冒化妆品案值最大的案件。

“三赢”的打假之路

“这个造假售假网络能够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被打掉，多亏了三方合作的机制，这也将是今后我们打假的重要方向。”安利合规部门总监沈实现在位于上海新天地附近的办公室里向记者反复强调了“三方合作”对于打假的重要性。

沈实现口中的“三方合作”指的是执法机关、权利人和阿里巴巴三方，在这次的假冒化妆日用品案件中，从线索搜集排查、寻找犯罪分子和制假售假窝点、证据认定、收网抓捕等各个环节，三方协同配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一举打掉这一特大造假网络。

浙江台州椒江公安分局药品食品与环境侦查大队副队长张奎勇说，案件的侦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阿里巴巴打假大数据分析的支持。公安机关在获取网上假货线索之后，阿里巴巴利用大数据分析快速排查，确定售假规模，同时与权利人沟通回购相关产品进行神秘抽检，鉴定为假货后，将这些信息与执法部门同步，再由执法部门迅速立案，进而采取侦查行动。

张奎勇表示，如果没有这样的三方沟通机制，办案效率将大大降低，在线索排查、案值认定以及假货鉴定方面耗费大量的精力，从而延误甚至错失打假的时机。

在沈实现看来，如今的打假思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是枪打出头鸟的话，如今打假更像是星火燎原。沈实现用了“经营”这个词来形容现在的打假，要同执法机关和阿里巴巴共同经营打假的案件，而不是孤立地点杀，由点连线，由线铺面，最终给造假网络以致命一击。

阿里巴巴打假专家周建明如今已经成为执法部门和权利人的身边的“红人”，他目前他最大的工作就是让更多的权利人行动起来，加入到三方合作的打假队伍中来，这次假冒化妆日用品答案的侦破也给他带来很大的信心，他说，三方合作打假代表了未来打假的趋势，这是一个“三赢”的科学打假之路。

要严查更要严惩

据悉，此案中13名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嫌疑人已由检察机关移送到法院，法院将择期审判。

假货问题迟迟得不到根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我国，造假者预期的犯罪收益大于成本。受利益驱动的本能，不讲诚信道德，无视法律法规，漠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国《刑法》中对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标准为售价金额必须达到5万以上，对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立案标注的售假金额必须达到10万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于对受害消费者的补偿，而不是对违法者的惩戒，另外与信用制度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待加强。

对比一些发达国家，我国造假犯罪成本不可谓不低。日本《商标法》相关条款规定，在自知是假冒商品的情况下销售假冒商品的，可能被处以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或最高1000万日元的罚款，又或者同时处以有期徒刑和罚款；美国罚款可达200万美元或监禁10年，对有前科的则罚最高额500万美元，监禁20年。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移交给执法机构的1400余条假货案件线索，按案值都够刑案，但实际进展到抓捕阶段的只有469个。阿里从中抽取出33个案件发现，被抓捕的制假售假者94%都判了刑，但只有21%判的是实刑，其他都是缓刑。

此前也早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打假需用重典，降低法律层面对制假售假的起刑点，让制假者的逃逸机制不复存在。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表示，目前《刑法》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定罪标准为销售金额5万以上，这个标准落后于打假的实践需要，以销售数额作为唯一定罪标准，给很多犯罪分子留下恶意规避法律的空间。他建议在立法修改层面，应当参考财产犯罪的修改模式，定罪标准从一元向多元转变，将多次制假售假、影响恶劣、受到过行政处罚而再次制假售假等情形，同时作为定罪标准。

现在消费者小额的电子商务纠纷所获得的赔偿远不及其诉讼等维权成本的支出，使得现实中的消费者维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受到障碍，很多消费者为了拿到一个公正的判决，都是赔钱在打官司。对此，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韬主张建立更为严格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高艳东说，引入惩罚性赔偿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激活普通民众打假的积极性，维权收益的增加，还可以促进打假领域维权律师的成长壮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在整个社会商业化境并非一片净土的情况下，假货的治理绝非一个平台、一个机构、一个执法部门单独的责任。假货的治理，而必须本着理性和务实的态度，通过制度建设和综合治理来实现。应当在实践中推动多方展开建设性合作，建立多层次的平台社会共治机制。

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在杭州发布打假公开信，阐明阿里打假的决心，呼吁全社会关注假货问题，推进打假的社会共治，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治理官郑俊芳（花名：灭绝师太）在发布会上说，通过政府、权利人、阿里平台三方携手，大家各司其职，站在各自的专业角度去思考，真正地形成社会共治局面，我们就一定能够让消费者免受假货困扰，促进中国制造升级。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表示，仅2015年9月到2016年8月之间，依托阿里巴巴的“大数据打假新兵器”，执法部门已经关闭了约675家假货的生产、库存和销售点。阿里愿意同参与打假的各方共享阿里十年打假的所有经验、能力、技术和资源。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自2015年年底成立以来，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建立了针对假货的通知、举报和处理机制；运用大数据对假货追本溯源；建立与权利人合作与互动机制；探索侵权认定新模式；建立大众评审机制；成立打假特战队协助执法机关破获造假案件……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和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表示，阿里人对打击假货的态度是一以贯之和坚决的，欢迎公众和媒体参与到打假的行动中来，阿里也会接受媒体和公众提出的建设性性建议和批评。

互联网作为新产业新业态的媒介和载体，加速改变原有商业模式的各个层面，打假就是其中之一。大数据分析、电子证据采信、平台深度学习智能拦截假货等互联网打假方法的不断出现，让打假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像抓酒驾一样打假是消费者的心声，是制造升级的要求，更是让中国品质享誉世界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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