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平台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正在持续加大。

今年3月14日，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业务会议上重申：阿里打假战队和预算将不设上限。在此之前的2015年底，阿里已额外新增200名员工专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打假。

目前阿里官方公布的唯一数据是，2014年前三季度，其知识产权线上维权通道——“IPR投诉平台”共受理了各类权利人投诉近54万单。

今年3月，“电商”特色并不鲜明的微信也发布数据称，2015年7月截至当时，微信收到了上万次相关帐号涉嫌售假侵权的通知。

在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的多元治理结构中，电商平台担负重要职能。从几十万件级别的投诉到千件级别的诉讼案件，电商平台的投诉——处理机制发挥了重要的过滤作用。

但现在，电商平台在疲于应对这些投诉的同时，开始反思和吐槽，他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处理这些投诉。

谁有能力审查侵权？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确定了电商平台在接到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时的处理原则，该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这也就是所谓的“通知——删除”原则，这一原则最初只适用于网络版权保护，此后扩展至商标权保护。

接近立法人士透露，正在起草的《专利法》修订稿草案中，也加入了针对专利侵权发生时，网络平台的“通知——删除”义务。

这无疑增加了电商平台的审查难度。“对于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说，我们很难赋予他一个责任，说你必须要具备专利技术审查能力和技术判断能力。”4月21日，在法治周末报社举办的“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研讨会”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张晓津说。

“超出了平台判断能力的情形是否可以免除平台的处置义务？以避免由平台来颁布实质上的行为禁令。”阿里巴巴法律专家周多在研讨会上说。

事实上，即使是法院也很少未经判决就对专利侵权诉讼实行诉前禁令。诉前禁令是指法院在判决前发布禁令，要求案件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张晓津介绍，对诉前禁令，“其实法院是非常谨慎的。到目前为止，从我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各级法院只对两起专利侵权案件采取过禁令”。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是侵权行为比较明显，容易判断”，张晓津介绍。

如何减少恶意投诉？

但对于电商平台来说，既要保护知识产权，又要防范滥用知识产权。有知识产权领域人士介绍，2015年“双十一”前夕，一名汽车后备箱相关技术专利所有者向某电商平台发出了约7000起投诉，要求删除这些竞争商家的产品链接。

“不少‘知识产权蟑螂’或者‘知识产权流氓’，专门在特定的节假日，双十一、圣诞节、春节期间发送恶意侵权通知。”研讨会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产庭法官陶钧说。

多名电商平台人士表示，实践中侵权、恶意侵权并存，如果过分信任投诉人，因为投诉人的一纸通知直接将店铺商品下架，则可能让卖家失去抗辩和举证的机会，误伤商家的正常经营权，而如果确系侵权，则又可能因为侵害后果加大而要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有过恶意投诉记录的权利人，是否可以限制甚至取消他的投诉权，而只能够通过行政和司法途径来解决争议，或者采取其他提高投诉门槛的措施？”阿里巴巴法律专家周多在研讨会上说。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迁建议，可以通过增设“反通知与恢复”，让被投诉方有机会提出抗辩，通过“反通知”将被删除商品重新“上架”，如果双方仍然存在争议，权利人可以通过诉前禁令、直接起诉、请求行政机关处理等程序另行解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庭长李颖也认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应该鼓励提高“通知”的门槛，包括相关技术要件的比对、是否落入保护范围的比对等。

李颖还建议，可以通过设置价格过滤机制、一些诚信技术分析的方式，加强对侵权行为处理和监控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此外，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和保险公司合作，引导商户进行投保，商户因售假被投诉的时候，保险公司提高其投保金额，以经济手段来约束不诚信商户。

周多介绍，阿里巴巴正在推行诚信投诉机制，通过投诉人和卖家的诚信分层，制裁不诚信、恶意的投诉行为。